第1篇：2024年法律意见书范文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律师事务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批准、合法设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从事法律服务资格的律师执业机构。现本所应贵司要求，指派本所律师就贵司与江苏A科技公司和江苏A电讯公司货款纠纷案的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事实依据：
1、江苏A科技公司起诉贵司的《民事起诉状》;
2、江苏A电讯公司起诉贵司的《民事起诉状》;
3、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
4、贵司出具的《A财务情况》;
5、贵司向X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质保金《收据》;
6、贵司向江苏A科技公司出具的售后服务费《收据》;
7、江苏A科技公司出具的增值税发票。
8、双方20xx年7月的对账单。
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三、事由
江苏A科技公司、江苏A电讯公司诉贵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业经南京市X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仍在诉讼一审阶段。
江苏A科技公司诉称：江苏A科技公司一直向贵司供应手机及配套产品，贵司尚欠自200X年X月至200X年X月22日期间的货款99580元，且其已于200X年X月10日后停止供货，贵司应予归还质保金20xx0元。综上，贵司应合计返还其119580元。
为证明以上事实，江苏A科技公司提交了部分增值税发票和一张售后服务费《收据》作为证据。
江苏A电讯公司诉称：江苏A电讯公司在与贵司的长期业务往来中于20xx年6月18日扣留其10000元作为质保金。现双方已于20xx年终止了业务关系，贵司应返还其质保金10000元。
为证明以上事实，江苏A电讯公司提交了贵司于20xx年6月18日向其出具的质保金《收据》一张作为证据。
据贵司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反映，法院目前初步合议认为，贵司至今仍然无法将主合同提交法庭，不能证明双方签订的为代销合同还是，由于贵司已认同来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合法抵扣。若双方继续无法提供主合同，可能会对贵司扣留的货物进行鉴定以明案情。
另查，据双方对账单显示，贵司确有99580元货款未与江苏A科技公司结算;但根据贵司出具的《A财务情况》显示，双方对账单确认的未结算余额99580元中已包含质保金20xx0元，且贵司仍占有库存419台手机，合同价为315140元。
目前，通过法院调解，A同意在不要求贵司返还库存的前提下，以10万元一次性解决贵司与其众多关联公司(还包括未进入诉讼程序的百得公司)的所有货款纠纷。
四、本律师发表的法律意见
根据上诉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如果继续诉讼，需要厘清以下问题：
首先，若是能够找到主合同，且主合同中约定为代销关系，则贵司与江苏A科技公司对于库存货物的结算可以根据合同约定来解决;如果没有约定，在代销关系终止后，贵司作为受托人，应将尚未售完的库存货物返还给委托人。
目前，本所律师并不知悉江苏A科技公司举证期限是否届满，若未届满，则不排除其仍有补充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的可能，加之法院对举证期限的要求并不严格，即当前尚不能确定其最终会提交何种证据材料。
其次，若其最终仍未补充提交证据材料，则法院能否仅仅根据“往来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合法抵扣”即判定双方为购销合同关系呢?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作为增值税征税范围内的销售货物，包括一般的销售货物、视同销售货物和混合销售等几种情况。所谓视同销售货物，是指X些行为虽然不同于有偿转让货物所有权的一般销售，但基于保障财政收入，防止规避税法以及保持经济链条的连续性和课税的连续性等考虑，税法仍将其视同为销售货物的行为，征收增值税。其中，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也是视同销售货物的行为，同样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此，增值税发票也并不能排他性地证明合同性质必然是购销合同。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合同性质。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抵扣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自该专用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机关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证通过的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月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据此，买方接收增值税发票或将增值税发票抵扣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其已经收到货物。即使卖方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增值税发票交付给买方，也不能完整排他地证明卖方已经将货物交付于买方。通常在实践中，法院会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其它证据和情况推定X种事实的存在。开具发票的一方当事人以增值税发票作为证据，如接受发票的一方当事人已将发票予以入账或者补正、抵扣，且对此行为又不能提出合理解释的或举出证据反驳的，则通常开票方所主张的合同关系的成立及履行事实可以得到确认。因此，若届时江苏A科技公司间补交的相关证据能够初步印证贵司与其存在购销合同关系，结合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中关于法院目前倾向性意见的表述，则法院认定为购销合同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若双方最终被认定为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则根据贵司出具的《A财务情况》显示，江苏A科技公司有权另行主张库存的419台货的货款，金额为315140元。当然，其是否能够完成举证义务(包括诉讼时效的举证义务)，并不在本所律师能够判断和掌控的范围。
最后，无论是被认定为代销关系还是购销关系，江苏A科技公司若能向法院补充提交20xx年7月由贵司出具的《对账单》原件，则对双方尚未结算金额为99580元是确定的.至于贵司在《A财务情况》中陈述:双方对账单确认的未结算余额99580元中已包含质保金20xx0元，若要得到法院支持，贵司应补充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若不能补充，则贵司可根据向江苏A科技公司出具的款项为20xx0元的《收据》中收款事由为“售后服务费”而非“质保金”，结合交易习惯来作合理抗辩。
至于江苏A电讯公司诉称的返还1万元质保金的诉请，本所律师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江苏A电讯公司与贵司发生合同关系的终止日期，也没有证据表明在20xx年6月22日后向我司主张过权利，不能以贵司与其关联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即认定其诉讼时效的中断，因此，建议以“超过一般诉讼时效”作为抗辩理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找到主合同以前，建议以调解结案的姿态请求法院协调，若能按照贵司出具的《关于我司与江苏A公司货款纠纷案的后续处理意见报告》中陈述的调解方案谈判(即对方同意在不要求贵司返还库存的前提下，在10万元以内(注:具体数额请领导批示)一次性解决贵司与其众多关联公司(还包括未进入诉讼程序的百德公司)的所有货款纠纷)。可以考虑接受!
提示：若对方(包括但不限于江苏A科技公司、江苏A电讯公司、百德公司)提出的一次性打包解决所有货款纠纷，贵司能够接受，则建议可由其他相关公司(包括江苏A电讯公司、百德公司等)向贵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待债权集中于江苏A科技公司名下后，由贵司与江苏A科技公司通过协商一并解决。
四、声明与承诺
1、本法律意见书所载事实来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贵司的陈述和贵司提交的相关材料.贵司应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提供的所需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并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的签名、印鉴均为真实，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正本完全一致。若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贵司发现新的证据材料或者案件有新情况发生，请及时与本所律师联系，本所律师将根据新的证据材料和新的进程重新制作《法律意见书》。
2、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对账单、财务报告、处理意见报告中这些内容的引述，并不表明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作出任何判断或保证。
3、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并依赖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布并生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参照部门规章等本国的法律、法规、规章出具。本所不能保证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后所公布生效的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本法律意见书不产生影响。
4、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职、诚信的执业原则，由于本意见书的出具涉及到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评价，而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最终作出何种判决并非律师所能掌控。对此，特提示贵司对本意见持审慎采信态度。
5、本文件仅应贵司要求，供贵司参考，切勿外传。
律师事务所
律师：
X年X月X日
第2篇：2024年法律意见书范文
xx市xx区检察院：
贵院审查起诉的何燕涉嫌介绍卖淫案，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何燕及其家属委托，担任何燕的辩护人，经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和了解案情，现在我律师事务所及办案律师提出如下法律意见，恳请公诉机关依法予以采纳：
一、犯罪嫌疑人何燕在本案中并没有直接打电话给卖淫女，何燕没有介绍卖淫的直接行为，何燕也没有任何牟利的行为。何燕到该旅店上班不到三个月，且有正式职业，不是专门以介绍卖淫为业。虽然她本人在过程中有一些不良言语和行为，但是还是属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其主观恶性不大，还没有达到构成犯罪的标准和严重情节。
二、犯罪嫌疑人何燕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和违法性，并真诚悔罪。考虑到该女孩涉世不深，误入歧途，且其是家中独女，上有年逾六旬且身患严重疾病的父母需要照顾，因此，本案如果对何燕从宽处理，更有利于挽救和教育犯罪嫌疑人，达到刑法中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根本目的。
三、本案公安侦查过程存在严重的违法情形，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严重瑕疵。
本案的发生是在公安机关所属的治安大队便衣警察冒充嫖客引诱相关人员作出了违法的言行，治安大队便衣警察在本案中的行为，也即俗话所说的“钓鱼”，这种侦查行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存在着严重的程序违法。可以说，没有治安大队便衣警察的引诱和欺骗行为，即不会有本案的发生。虽然说公安机关所属的治安大队便衣警察的行为的动机和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在违法犯罪行为还没有发生时，采取该种行为进行对违法犯罪进行引诱，是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公安人员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务人员，该种行为也是职业道德所不允许的。因此，严格来讲，在本案中，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即所谓的“证人证言”，即治安大队便衣警察的陈述，由于是侦查机关内部人员的陈述，根据侦查回避的原则，其作为证据存在严重瑕疵。
综上所述，我们恳请检察机关在对本案审查起诉中，结合上述情节，对犯罪嫌疑人何燕作出不予起诉或免予起诉的处理，敬请采纳。
此致
敬礼
广东师事务所
律师
10月19日
第3篇：2024年法律意见书范文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北京京禧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孙X君的辩护人出庭辩护。通过反复的调查和走访有关证人，经研究，提出以下法律意见：
一、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依靠民事诉讼的证据是本末倒置。
一般情况下，凡由于被告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在刑事诉讼程序里，受害方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基础是刑事诉讼中查明的事实。若刑事诉讼确认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了民事赔偿的后果，其民事诉讼请求便会得到支持。反言之，若刑事诉讼宣布被告人无罪;或由于控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被告人犯罪缺少证据支持，从而宣布无罪;或者犯罪事实非被告人所为，宣布无罪，附带民事诉讼便会被驳回。可见，刑事诉讼是基础之诉，附带民诉是派生之诉。
但本案情况并非如此。自案发至公安机关开始介入，整整四年时间。而这四年之中，被告人从未离开过辖区一步，可见本案刑事诉讼的延迟启动，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追诉不能，而是公安机关在案发之后怠于履行职务，过错是在控方。
1、本次刑事诉讼依托的事实，主要是依赖于“被害人”启动的民事诉讼查明的结果。是将民事诉讼的两审判决书作为启动刑事诉讼的主要证据来源。
2、而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是低于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的。民事诉讼的标准是采用的优势证据规则，而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是更为严格的标准，他要求认定事实，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本案刑诉追诉的证据若主要来源民事诉讼，这是本末倒置的。
二、本案证据的组成全部是主观证据。
而这种主观证据又不能环环相扣，互相印证。而是此证人与彼证人之间的证词相互冲突，一个证人之间的前后表述又相互冲突，整个主观证据体系相互抵触、排斥。根本推断不出排他唯一的结论。
三、本案缺少客观证据。
财产型的犯罪，特别涉及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向是“物”，客观证据是必须的!本案的犯罪对象是被毁坏的“物”(即树木的叶、根、茎等)，这个物是什么样的?是杨树还是柳树?株距多大?行距多宽?直径多少?是栽在哪块地上?这块地地处何方?是旱地还是水田?多宽多长?即使是树被砍倒了，根还没有挖走，那么树桩的根径有多少?以上种种关系到“物”的客观证据，统统没有查明。
三、本案基本证据《涉案物品价格鉴定(认证)结论书》是无效的。
(1)根据《价格鉴定行为规范》(20xx年版)，该鉴定报告在程序上严重违法，有可能造成鉴定结果的重大错误。如：无附卷的检材资料;鉴定前没有听取各方意见;鉴定前没到现场勘查;鉴定人员没有在《结论》上签字;鉴定机构负责人也没有在结论上签字等。
(2)鉴定内容缺乏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
A、委托机关有没有附送检材?
B、该检材是不是取材于案发现场?是否封存且经在场的证明人签名?
C、检材的收集、保管和存放在何处?何人保管?
2、本案的另一基础证据《出警证明》违法，应该按证据规则进行排除。
(1)出警记录形成于案发后半年多，违反法律的办案期限的规定。
(2)无接警记录，违反法律的程序规定。
(3)无出警记录和出警人记录。违反法律的程序规定。
(4)“派出所到达现场”的表述是不确切的，“派出所”作为一个组织，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是不可能到现场的!
(5)派出所出警的结论是：因土地纠纷在有争议的土地上砍伐杨树，当场安排去法院处理。其出警理由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刑事案件，甚至也没按治安案件处理。而是“安排去法院处理”。此结论和目前的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互相冲突的。故该证据对于本案无证明效力。
四、主观证据的相互矛盾之处：
笔录时间砍伐时间砍伐用具被砍的树的处理结果被砍数目
张庆东 20xx年11月8日16时当时上午8时砍刀让孙相君拉走当柴火烧了一万四五千棵
崔茂国 20xx年11月9日9时上午出来干活时是劈柴火的砍刀砍的让孙相君的亲戚邻人拉走当柴火烧了一万四五千棵
孙相君 20xx年1月23日11月份具体哪天忘了找人用油锯砍的我找人锯了一部分剩下的我给卖了未定数目
刘自月 20xx年2月10日11月份具体哪天忘了用油锯杀了一部分杀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让孙相君卖了未定
五、控方证据重大瑕疵：
1、张庆东、崔茂国所讲的砍伐数目不符常理常情。据《出警证明》和张、崔的陈述：砍伐的时间是上午8点。那么按时间推算，即使是四点开始，到8点砍完，砍伐时间四小时，即使是每分钟砍一棵，一小时砍60棵，四个小时才240棵，两个人砍才能砍480棵，离一万四五千棵还相距甚远。
2、根据“速生杨栽培技术规范”和平邑县的具体栽培实验，按照通行的株距、行距和垄距的栽培实例，每亩地一般不超过2500棵。
3、张庆东、崔茂国的证言不合理之处还有：就在砍伐的当日和次日，就断定“该树被孙相君当柴火烧了”，或“让亲戚邻人当柴火烧了”，不符合实际情况。
六、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法律、起诉书起诉的事实，应该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但本起诉书离法定的证据标准尚有很大距离。
1、砍伐树木的行为人没有查清。
起诉书称“20xx年11月8日，被告人孙相君等人砍伐该地上的部分杨树苗。”“等人”是谁?有多少人?
2、“部分”杨树苗是多少，其价值是否达到刑事追诉的标准?是数额较大还是数额巨大?
3、“20xx年春天又将剩余的树苗私自卖掉”。剩余的树苗是多少?私自卖掉的是多少?私自卖掉的树苗是不是构成损毁他人财务罪?没有结论也没有作出法律的评价。
七、最后的处理建议
1、被告人砍伐树木的当时，该宗土地的使用权仍在争议状态，被告人砍伐的树木是一种权利待定的树木，故行为人实施砍伐的对象，并非法律规定的“他人财物”。行为人当时并没有损毁“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
2、上述认定符合实际情况。也合当时接警的公安机关的认定相吻合。
3、尽管此后的民事判决通过法律界定的方式确认了被砍伐的是“他人土地上的他人的财物”，但法律是无法界定当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而刑事法律只是惩罚据有损毁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目的行为人的。
4、被害人通过民事诉讼已得到超额的赔偿。且已经出具了《谅解书》，被害人的本意亦不希望被告人再行遭受刑事处罚。
5、被告人已受到超出责任范围的经济惩罚，土地已经归还，地上附着物已经无偿交给被害人。
6、依照“行为人的一个行为，不应接受双重危险”的一般法律原则，公诉机关不宜再将其过往的过错旧事重提，且该过错已经得到处理。
特发表上述法律意见。
此致
平邑县人民检察院
提交人： 全国律协刑事委员会委员
赴法追索园明圆流失铜兽首中国律师团首席律师
北京京禧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刘洋
年 月 日
第4篇：2024年法律意见书范文
致：重庆市永川区全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暨王可全总经理
重庆盈月居房地产开发公司暨王浩总经理
我们接受贵公司的法律咨询，对贵公司与吴平富、吴平玉(以下称吴氏兄妹))的纠纷事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查和分析，现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通过传真或电话所提供的相关文件、证据、材料和说明，特向贵公司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以供贵公司在进行决策、协商、谈判或诉讼时参考之用。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7、其他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
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依据。
1、《民事起诉状》(原告吴氏兄妹诉王浩及贵公司)(共2页);
2、《证据清单》及《借条》6张(共7页);
3、永川区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x8)永民初字第20xx号】(共3页)
4、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传票》【(x8)永民初字第20xx号】(共2页);
5、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号】(共2页);
6、重庆市永川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2号】(共1页);
7、王浩和永川区全发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永川全发))《土地转让》(共3页);
8、贵公司相关知情人员提供的本案事实电话口头情况说明;
9、贵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等。
三、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第一条中所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与本法律意见书第二条中所述的事实依据，现查明并确认关于本案的下述基本事实：
1、签约借款
x7年，重庆盈月居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重庆盈月居)因为公司运作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资金支持，其总经理王浩先生遂找到了吴氏兄妹进行借款融资。
x7年10月1日、10月9日、10月18日、10月22日、11月17日和12月13日，王浩先生以借款人名义分6次向吴氏兄妹共借款三百二十六万二千二百三十三元(￥3262,233.00)整，并出具了借条6张，均由重庆盈月居作为担保人盖章。6张借条均载明：年利率按照25%计算;吴氏兄妹可以随时要求王浩还款，如超过一日按应还金额万分之八支付违约金。
2、土地转让
x7年12月11日，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浩先生将其名下依法受让的，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办事处萱花村二社的637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永川区房地证x7字第GY3149号)转让给永川全发，转让总价款为700万元，由永川全发向王浩先生的债权人周维春偿还400万元，另代替偿还王浩先生预收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定房诚意金3006340元。合同签订后，王浩先生依约将上述国土使用权转让给永川全发，并在国土部门办理了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永川全发也依约履行了约定的偿还付款义务。
3、诉前保全
x8年4月29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依据吴氏兄妹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并提供了财产担保的情况下，作出(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永川全发名下的，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办事处萱花村二社的637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予以扣押;将王浩先生占有的永川全发24.38%的股份进行冻结。同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永川全发协助执行将王浩先生占有的24.38%的股份进行冻结。
4、提起诉讼
x8年5月9日，吴氏兄妹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恶意串通为由，请求法院判令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共同偿还借款3262,233元及利息50万元，重庆盈月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x8年5月19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向王浩先生、重庆盈月居、永川全发送达了《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传票》，定于6月6日作为举证截止日期，于6月6日上午开庭进行证据交换和庭前询问。
另查明：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浩先生，而永川全发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可全先生，王可全先生乃王浩先生之父，王浩先生同时也是永川全发的投资人和股东，占有公司24.38%的股份。
还查明：“全发 韵竹苑”为重庆盈月居所开发的项目，并拥有相关证书和批文，目前该项目已经全部转让给了永川全发。
四、关于本案还应当寻找和搜集的其他证据和材料。
1、关于王浩先生向吴氏兄妹借款3262,233元的资金去向、用途和银行往来结算凭证的证据、材料和文件;
2、关于永川全发已经代替王浩先生向其债权人周维春偿还40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进账单等证据、材料;
3、关于永川全发已经代替王浩先生偿还预收的“全发 韵竹苑”开发项目定房诚意金3006340元的银行汇款凭证、进账单等证据、材料;
4、关于永川全发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及股东、投资人资料的证据、文件或材料;
5、关于重庆盈月居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及股东、投资人资料的证据、文件或材料;
6、关于永川全发和重庆盈月居之间关联关系，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及控制人关系的相关证据、文件、材料或说明;
7、关于与本案相关的，能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其他所有相关证据、文件或材料。
特别说明的是，拥有上述相关证据、文件或材料的单位或个人，如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和义务，则应当依法提供，并且必须是提供原件或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否则按照法律规定，将会推断对拥有上述证据的单位或个人不利的法律后果。
五、本案的法理分析。
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第一条中所述的法律、法规以及第三条中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对本案进行法理分析如下：
1、本案的法律性质分析。
本案是一起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浩先生)为履行公司(重庆盈月居)职务，但是却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由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向债权人(吴氏兄妹)进行借款;事后在处置自身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永川全发)后，被债权人以逃避债务为由认定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所引发的要求债务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一般借款及保证责任纠纷案。
2、本案偿还借款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法律分析。
(1)关于第一被告王浩先生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责任。
王浩先生是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在向债权人吴氏兄妹进行借款时，是以运作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资金的名义进行借款，因此该行为应当属于为履行公司事务的职务行为。在原告吴氏兄妹的起诉状中，吴氏兄妹亦明确承认并载明“被告王浩因搞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在其开办的重庆盈月居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该土地上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等语，这亦完全证实王浩先生是在履行职务行为。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浩先生是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当然的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再依照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王浩先生向原告吴氏兄妹借款的行为，属于为履行公司职务的经营活动，依法应当由以王浩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重庆盈月居来承担民事责任，与王浩先生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主体毫无关联。
综上所述，王浩先生依法并不承担本案的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原告吴氏兄妹起诉要求王浩先生承担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获得法院支持。
(2)关于第二被告重庆盈月居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责任。
王浩先生向吴氏兄妹进行借款，是以公司开发需要资金为由，不是以个人名义借款(尽管借条载明借款人为王浩先生)，也没有将该笔借款用于个人自身的私人用途;而且王浩先生是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当然的代表公司行使职务，亦无须出具任何授权委托即可进行职务行为。依据前条引述的《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重庆盈月居依法应当承担王浩先生借款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还款责任;而且重庆盈月居还作为还款义务担保人，在借条上盖章确认，依照我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借条并未载明属于何种担保责任，故此重庆盈月居应当为借款行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但是基于借款人和担保人混为一体，并无任何实际区别。
综上所述，王浩先生的借款行为属于重庆盈月居的职务行为，因此依法应当由重庆盈月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即使王浩先生的借款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但是重庆盈月居还应作为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因此，无论作出何种判定，重庆盈月居都应当依法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
(3)关于第三被告永川全发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责任。
第三被告永川全发并非是本案借款合同及担保的合同主体，和第二被告重庆盈月居、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及原告吴氏兄妹之间的借款行为，并无任何的牵连和关系。在本案中唯一发生关联的是，永川全发受让了第一被告王浩先生所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受让了第二被告重庆盈月居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
在上述经济往来活动中，永川全发和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合同，约定并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双方之间并不属于关联交易行为，双方之间并无恶意串通以逃避债务的故意，亦没有实施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故而原告吴氏兄妹以永川全发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明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退而言之，即使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是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只能认定永川全发和第一被告王浩先生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因为损害了第三人原告吴氏兄妹的利益而无效。而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那么在本案中，即使永川全发和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只能是永川全发受让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返还给王浩先生，但是有可能基于王浩先生个人并无返还永川全发所支付700万对价的能力，故而永川全发也不能返还土地使用权。
综上所述，原告吴氏兄妹要求第三被告永川全发，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并不能获得法院支持，第三被告永川全发依法并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
六、关于原告吴氏兄妹诉讼请求和相关背景的分析。
1、原告吴氏兄妹将王浩先生、重庆盈月居、永川全发三者共同诉至法院，既有其对于法律规定和法律理论的错误解读所致，亦有其诉讼技巧和策略的考虑。
原告吴氏兄妹的诉讼请求明显犯有“重大诉讼错误”，因为恶意串通并不会引起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后果，两者之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正确的诉讼请求应当是“依法确认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从而达到将土地使用权从永川全发处返还给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再从王浩先生处拍卖土地使用权追回借款。但是再结合前述第五条第(1)点分析，因王浩先生借款属于职务行为，原告吴氏兄妹只能要求重庆盈月居承担法人责任，而仍然无法对王浩先生个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行使任何权利，其诉讼请求目的并无法实现。
依据前述分析，假如原告吴氏兄妹只诉讼请求重庆盈月居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其债权将面临无法执行和收回的巨大风险。因为至目前止，重庆盈月居名下并无任何的资产，其名下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都已经转让给永川全发，而土地使用权无论转让是否有效，均不属于重庆盈月居的财产。而依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鉴于重庆盈月居很可能已经并无任何资产，甚至已经达到破产的边缘，故而原告吴氏兄妹只能将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作为共同被告纳入诉讼当中，也只能寻找一个牵强的“恶意串通”的理由。
2、原告吴氏兄妹在当地法院的背景关系分析。
原告吴氏兄妹在提起诉讼之前，首先向法院提起了“诉前财产保全”，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而在本案中，其实并不符合“情况紧急”、“难以弥补损害”之情形，而且土地使用权早已过户至永川全发名下，如此保全并无意义。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原告吴氏兄妹在当日提出申请，即获得批准并作出裁定，而且即日就采取了执行措施。
这些情况都表明原告吴氏兄妹或其委托律师和当地法院具体深厚的背景关系，已经获得了法院充分有效的支持，支持力度非常之大。因为按照司法实践，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几乎很少获得法院支持，尤其是在本案非常明显的法律关系中，该诉前财产保全具有重大违法之嫌疑，原告吴氏兄妹将很可能承担错误保全造成的损失。
七、关于诉讼应对技巧和策略的分析。
鉴于第三被告永川全发试图与原告吴氏兄妹协商解决本案诉讼，因此关于法律上的诉讼应对技巧和策略，在目前的诉讼进程中并不重要，故而不予详细论述。
八、关于本案诉讼结果可能的预测分析。
1、法院判决重庆盈月居承担还款责任，驳回原告吴氏兄妹要求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还款的诉讼请求。这是最合法的判决结果。
依照前述论证，本案应当由重庆盈月居承担还款责任，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告吴氏兄妹申请保全措施，查封案外人永川全发的财产明显错误，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属于王浩先生私人借款，判决王浩先生承担还款责任，重庆盈月居承担担保责任;驳回原告吴氏兄妹对永川全发还款的诉讼请求。这是法官依据法律，行使自由裁量权，所很有可能判决的结果。
3、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这是原告吴氏兄妹动用资源，使法官违反法律，虽不合法但亦有可能判决的结果。
4、当事人各方协商解决，达成还款协议或其他约定。在此不予论述。
九、关于本案的诉讼前景预测实现分析。
关于本案所产生的法律纠纷，无论贵公司是基于谈判、协商、调解还是诉讼解决争议，如果委托本所代理本案，对贵公司有利的因素共有如下几点：
1、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雄厚资源和实力足以胜任本案诉讼。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于1995年在北京成立，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大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君泽君以从事商事领域法律服务为主业的法律服务机构，跻身国内名列前茅的顶尖级律师事务所，在全国排名第八，在上海、深圳设有分所。
君泽君汇聚了二百余名来自法学界各个专业领域的、具有广博知识、丰富经验及专业特长的优秀法律职业人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国内外著名的法律学校，半数以上律师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或海外留学的经历;许多律师还具有政府部门、金融证券、产业投资、司法系统和高教单位等双重或多重工作阅历;多名律师参与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君泽君律师能够充分运用所拥有的专业技能、经验及社会资源为客户服务，提供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安排交易、规避经营风险及创新增值服务。
专业化的分工和优秀的业务团队使君泽君律师得以全方位地向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君泽君拥有一大批深刻理解金融、投资、贸易等行业特点的法律专家，并在金融机构理财、信托业务、金融机构改组和重组、股票发行和上市、外商投资、反倾销、海商、税务、诉讼与仲裁、房地产、劳动、合同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服务中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2、君泽君的律师团队足以担任并胜任本案委托律师。
一是：本所陈永福律师团队在重庆、北京和湖南等地立案、审判、执行过程中拥有丰厚的人脉资源何如社会关系资源，有利于对抗和消除原告吴氏兄妹的司法关系资源，顺利实现本案诉讼的目的;
二是：本所陈永福律师团队均拥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陈永福律师先后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法学学士学位，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法律观点和解决思路灵活而开阔，分析问题透彻而深刻，对于利益分析和诉讼行为成因判断独到而深刻，这一切均有利于本案法律问题的解决;
三是：本案法律关系虽然复杂，但是并非重大疑难案例，对于判断、分析和解决本案纠纷非常有利;
四是：本案证据比较齐全，事实清楚，有利于法院及时审判和防止法院违法裁判。
综合上述因素，无论贵公司是基于谈判、协商、调解还是诉讼解决争议，都应该能够顺利实现前条所分析的第一种判决结果的预期结果，顺利的彻底的维护贵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
十、我们慎重提示并郑重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系为贵公司与吴氏兄妹“借款合同及担保纠纷”事宜所提供，希望能够对本案在事实和法律上作出全面的分析与归纳，主要作为贵公司谈判、协商、调解或者诉讼解决争议之用;不代表任何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或任何单位或个人之观点。
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出具之日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意见书的事实依据仅限于出具之日时我们所获知的与题述事宜相关的书面以及口头资料信息;本意见书仅供收件方就题述事宜进行参考之用，除非获得我们的许可，否则收件方不得以其他任何目的或意图，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者利用。
第5篇：2024年法律意见书范文
xx县人民检察院：
浙江律师事务所受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委托，指派周律师作为其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35条之规定依法履行辩护律师职责。沙洋县公安局已于20xx年6月20日将案件材料移交到贵院侦查监督科审查批捕。我作为陈某某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2款及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09条之规定，就陈某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是否应当逮捕提供辩护意见，恳请贵院在作出是否逮捕陈某某的决定时予以考虑：
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且其深刻追悔，无逮捕之必要。
本律师依法会见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其供述：无非是土地问题才关到这里，我现在也不想争了，我举手投降，我知道争不过。高阳供销社起诉我侵占土地一案，他们提交的关键证据土地使用证没有当庭质证，从始至终也不给我看，所以我认为判决不公，才不愿意执行判决。后来我于20xx年和20xx年去北京找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最高人民法院给我条子，说是立了案，让我直接回来找下面解决，并且交代我三个月去北京反馈一次，最长不要超过六个月。并且在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我还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就是因为对该案还是存有疑问。但是他们都不重视我说的疑点，土地使用证还是不给我看。如果(高阳镇供销社)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我当然服从判决，立即就主动拆除(建筑物)了。我一个老百姓，虽然不懂法，但也讲事实，又不是不讲理的，判决公道我肯定执行，把房子拆了。我被拘留当天，书记员要来强制拆除我的房子，我当时就要求他们把对方的土地使用证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文给我看。但他们不给我看，还把我抓起来了。
以上犯罪嫌疑人供述呈现了三个核心内容：
其一，主观方面，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不执行判决并非出于一般的“老赖”的恶意，而是认为判决存疑有望拨正才不予执行，并没有明知判决生效无疑仍拒绝执行的主观故意。犯罪嫌疑人在终审判决后认为仍没有看到对方提交的土地使用证等关键证据而申请再审、找最高人民法院上访等行为表现出其对于判决本身不服，不论该种不服是缘于判决真的有问题还是由于其自己欠缺相应法律知导致理解不周，都是对判决本身有疑问，仍抱有希望能拨正。我们不讨论判决本身是否有问题，即便假定就是犯罪嫌疑人自身知识欠缺导致对判决理解不周才有了“不执行判决”的主观故意，但此种不执行判决的故意明显区别于一般意义上“老赖”们的不执行判决的故意。前者的心理状况反应为对判决的不服，后者的心理状况反应为对判决的藐视。当然并不能简单地因犯罪嫌疑人不服判决才不执行而机械地归纳为其不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因为确实判决不以当事人是否心服口服而影响其效力，只要程序走完判决生效那就是必须执行的。但是一般老百姓理解不到这个层面，本案犯罪嫌疑人没看到对方提交的关键证据土地使用证，他始终认为自己很冤，所以无法理解上述概念，因而从期待可能性上来说，其主观方面有责性也是较小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妨害公务案件过程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本案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没有看到对方关键证据，对判决存疑，就可以不执行判决，就是清清白白不会涉嫌犯罪的，而不是明知判决无疑仍拒不执行或者明知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判决属于犯罪行为仍然拒不执行，其虽也有“不执行判决”的故意，但该种故意在主观恶性上显著轻微。因此，恳请贵院在审查批捕时适当考虑上述通知的意见，结合本案犯罪嫌疑人主观状态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其二，退一步讲，即便不讨论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主观故意的问题，在客观方面，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未采用过激行为拒不执行判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客观行为在于以消极或者积极的方式回避或者抗拒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列举了一些涉案行为：(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从该通知的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消极不执行的以外，其他基本是采用积极手段导致判决无法执行。更有甚者，除了转移或损害标的物，还以暴力方式进行抗拒。我们认为，此种涉嫌犯罪的行为情节相对恶劣。而本案中，相较之下，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在客观行为上曾经不主动拆除涉案建筑物、在强制执行当天只是要求看对方提交的关键证据土地使用证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文，虽然可能要求略有不当，但是该行为方式本身并不恶劣，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更何况，现状是尽管犯罪嫌疑人陈某某自己不去拆除涉案建筑物，有关部门还是可以依法予以强制执行，并且事实上目前已经强制拆除了。这说明就算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不去执行，有关部门也还是有权依法付诸实践进行强制执行，在此种情况下仍选择多次要求陈某某自己去拆除，我认为其合理性可能需要商榷：一个老百姓，心灵深处就始终认为某物件是他本人的，尽管有判决要求他毁掉，但是从人之常情来想正常人也难下痛心亲自拆除，还不如有关部门拆。这就像我国自古以来的一个法律制度“亲亲相隐”制度要表达的意思一样，让一个亲人去协助自己的亲人入狱实在下不了那个手。因此，考虑到这点，我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消极不执行判决的客观行为的情节也是显著轻微的。
其三，追悔态度方面，犯罪嫌疑人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不当，多次追悔，并且称愿意举手投降、不想再争，说明其犯意不足、悔意甚深。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主观故意有别于一般的“老赖”、主观恶意微乎其微、客观行为上情节显著轻微，且能深刻追悔，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39条至144条之规定，本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是否可能应按犯罪处理仍有疑问，确无逮捕之必要，特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谢谢!
辩护人：浙江律师事务所周律师
六月二十四日
第6篇：2024年法律意见书范文
致:中国xx银行市分行支行
作为中国xx银行市分行支行的委托指定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法律事务承办机构,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王、仇对贷款申请人a先生提供的借款中请资料进行了审查,依据国家和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借款申请人a先生,购买花园号房屋,房屋面积平方来,总价款为人民币万元,购房合同编号为,并选择了“开发商保证”担保方式向中国xx银行市分行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同时提供了相关的贷款资信文件,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三)《借款合同争例》(四)《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五)《中国xx银行北京市分行住房担保细则》(六)《北京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七)《北京市商品房销售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八)《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承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中有关法律事务的规范意见》(九)中国xx银行北京市分行与北京市公证处签订的《委托协议》(十)中国xx银行北京市分行与房地发展商签订的《住房贷款合作协议》(十一)国家和北京市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三、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第一条所述资信文件(包括复印件)和第二条所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协议的规定,并根据我们与a先生的谈话,确认如下事实:(一)借款申请人a(19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为,学历),现住市区路号,具有市城镇正式常住户。(二)借款中请人a先生具备必要的还款能力。借款申请人a先生自19年月起在公司工作,任经理职务。其19年税后月平均收入为元人民币;年月至月税后月平均收入为人民币。借款申请人现持有公司的股份。该公司于19年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万元人民币。(三)借款申请人意思表示真实。
1.借款申请人填写了《个人住房贷款申请表》;申请20年万元个人住房贷款,约占购房价款的70%,其余30%的购房款万元已支付给发展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借款中请人自愿选择“开发商保证”的担保方式申请贷款,并愿以其所购买的花园号房屋作为抵押物,于年月日在我们面前分别签署了《》、预售房屋登记《授权委托书》、办理抵押登记《授权委托书》,借款中请人所填《个人住房借款申请表》中的担保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印鉴属实。
3.抵押物的保险符合《中国xx银行北京分行个人住房担保细则》的规定。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借款中请人a先生提供的资料真实、齐备,基本符合中国xx银行市分行个人住房贷款条件,且初步申贷手续已履行完毕,具备签订个人住房贷款借款合同的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借款中请人a先生向贵行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并由贵行办理申请抵押贷款事宜。本法律意见书正文共三页,其后之附件均为本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相关法律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无异。
王律师
年月日